2007年文學批評

　　在編選這本年度批評選時，我和幾個朋友同時在醞釀為2008年第1期的《當代作家評論》開設一個反思20紀世90年代以來文學批評的專欄。事實上，當下的批評狀況是90年代以來文學批評蛻變的延續，批評正在轉型之中。我在這篇序言裡沒有可能詳細論述這個蛻變的軌跡，但我覺得我這些年編選的年度文學批評，也基本呈現了90年代以來文學批評的大勢。敘述8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史，以及洞察和揭示文學批評的發展態勢，這些艱巨的工作留給學者和批評家們。當然我亦有自己的文學批評觀，在篩選論文時我的批評觀也一覽無遺。所以，我突然覺得，做這樣的工作也是自己和文學批評的一種對話。作為一個選本，無疑是侷限的，但總會提供認識文學批評的一種角度。這也是多年堅持編選年度批評選本的動力。
按照這幾年編選年度文學批評的體例，今年仍然分成「文學思潮與現象」、「當代作家批評」、「文學史寫作與研究」、「文學對話錄」、「現代漢詩研究」和「海外漢學研究」等欄目，但所收論文不外文學的基本問題與方法、作家作品論（文體論）、文學史寫作、當代作家與文學傳統的關係等。當然，這樣的劃分不是截然的。
近幾年來，對文學基本問題的理解再興波瀾，何謂「文學性」是爭論的焦點，更早些的關於「純文學」的討論其實也是「文學性」之爭。對文學性的理解作為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不僅關係到文學理論體系的重建，也直接影響到文學史的寫作和文學批評，因為確立什麼樣的「文學性」決定了文學「經典」的選擇和文本解讀的方向。我們都注意到，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文學理論對「文學性」的歷史主義的論述已經成為一種趨向，而與之對應的則是本質主義的「文學性」論述，所以，「文學性」之爭大致成為本質主義和非本質主義之爭。我想，這個爭論反映了文學理論在新的文化語境中知識譜系的變更，而文學批評的種種現象其實也暗含了批評者本質主義或者非本質主義的「文學」觀。南帆的《文學研究：本質主義，抑或關係主義》，承接了他前幾年的基本思路和觀點，他反本質主義的立場鮮明，提出了「關係主義」的「文學性」以及文學研究的思路，從而解構了形而上學論述中的本質主義的「文學性」。當然，現在已經沒有可能把某種觀點、理論至尊至上，但反本質主義的論述在文學批評中的影響已經非常強大。一段時期以來，關於文學的文化研究之爭，其實也見出本質主義和非本質主義文學觀的差異。
在談到文學研究的知識背景時，無疑必須提到「中國」與「西方」學界的關係，特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海外漢學的關係。不必說很遠，80年代以來，西方的文學理論，西方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對國內學界的影響是深遠的，這種影響的正面與負面效應自然而然地出來了。這幾年，學界對海外漢學的批評聲音日隆，顯示建立學術自主性的迫切。我個人覺得，建立在對話關係上的批評是必須的；但與此同時，我又認為海外漢學對中國文學研究的意義仍然是不能低估的。我這樣說並非折中調和，只是強調包容的必要，強調學理的立場總是勝過意氣用事的做法。因此，本書收錄了溫儒敏《文學研究中的「漢學心態」》一文。這兩年，溫儒敏的論文常常會發出不同的聲音，比如他對文學的文化研究、文學的思想史研究等問題都提出了有見地的意見。我自己一直重視對海外漢學研究的譯介，這次又選了李歐梵的《光明與黑暗之門——我對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王德威研究閻連科的論文以及郭冰茹譯劉劍梅的《革命加戀愛：政治與性別身份的互動》。陳平原在他的現代文學研究學術史課程中提到的夏、李、王三位，本書都涉及了，也可為認識「海外漢學」提供幾個文本。
作家作品論一直是文學批評的主要部分。在文學史的框架中研究當代作家是學者型批評家的本色，陳曉明《遺忘與召回現代文學傳統與當代作家》、王堯《『重返八十年代」與當代文學史論述》、程光煒《王安憶與文學史》、吳俊《（人民文學）與「國家文學」》和洪治綱《多重文體的融會與整合》，都是宏觀著眼微觀落筆，學院派批評的份量十足。孫郁、謝有順、吳義勤、黃髮有、耿佔春等人的作家詩人論，張清華論詩歌，都有顯著的個人學術特色。我還特別要推薦何言宏的《王安憶的精神侷限》這篇論文，他的批評為我們認識一個重要作家提供了另外一種闡釋。批評家這樣那樣說王安憶，而王安憶又如何說她的同代人，自然是值得我們關心的，王安憶和張新穎的對話錄別開生面，饒有意味。
可能有朋友注意到，在我的年度文學批評選本中，我比較多地選用了《當代作家評論》的論文，這是毋庸諱言的。我這樣做，絲毫沒有貶低其他刊物的意思，許多雜誌都有一些比較好的論文，我編選時也兼顧到了這一點。我想說的是，《當代作家評論》上的這些論文，基本呈現了文學研究中的前沿問題以及國內學者、批評家研究這些問題的水準。這固然與雜誌的編輯方針有關，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學者、批評家文學批評的意義。因此，好的批評文章從來不屬於一個雜誌，就我自己的工作而言，我關注的也是批評本身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作家評論》也只是當代文學批評史這根鏈條上的一個小小的環節。
所以，在做了這麼多年的編輯以後，我想到了一個雜誌的「文化身份」問題。現在大家比較多的關心作家的文化身份，其實一個雜誌也是有自己的文化身份的，這個身份決定了雜誌以什麼樣的姿態置身於文學活動之中，以什麼樣的學術理想參與學術生態的建設，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知識生產，以及這個雜誌作為中介如何來建立文學批評與文學寫作的關係等。90年代以後，不僅文學雜誌格局重組，文學理論批評刊物也已分道揚鑣。純粹的文學批評刊物所剩無幾，文學批評的責任除了學院以外，批評刊物的負擔其實是很重的。換言之，專業的文學批評刊物在文學活動中的狀況直接影響到文學批評的建設。如果要反思文學批評，就不能不反思一份文學批評雜誌的得失。以此觀之，我覺得包括《當代作家評論》在內的雜誌，應當承擔的引領作用遠遠沒有能夠發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