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捐贈及其稅收激勵研究

　《社會捐贈及其稅收激勵研究》所研究的社會捐贈是公民個人、單位，以自願為基礎，無償或部分有償地將有價值的東西贈與他人的一種形式，它是在市場、政府機制發生作用的基礎上進行資源配置的，作為調節貧富差距的平衡器，有利於優化資源配置，公平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和諧。
　　要鼓勵社會捐贈的發展，關鍵是深入理解並掌握社會捐贈主體行為並把握其規律。《社會捐贈及其稅收激勵研究》期待從理論創新的角度，對社會捐贈行為的內在動機和外在影響因素進行系統、詳盡的研究，分析企業或個人進行社會捐贈的影響因素，分析他們的偏好是如何形成的，探索社會捐贈供給決定機制，以期為政府制定稅收激勵政策促進社會捐贈提供理論指導和依據。同時，在對社會捐贈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借鑑發達國家稅收激勵的基本經驗，透析中國政府社會捐贈稅收激勵的現狀和效應，設計、構建促進中國社會捐贈的稅收激勵框架，促進社會捐贈發展，實現收入公平分配。
　　考察社會捐贈的內在動機和外在影響因素是研究社會捐贈的理論基礎。社會捐贈的內在動機按照利他主義程度高低可劃分為利他主義、互惠和獲取直接收益三種。社會捐贈的外在影響因素從供給和需求的角度，分為公益需求、捐贈主體、捐贈方式、非政府組織和政府政策五大類。（1）公益需求。社會捐贈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教育、文化、醫療、社會福利和宗教等多個方面。當政府在這些領域的供給不足或供給效率低下，而市場又無法供給的情況下，就產生了公益需求。（2）捐贈主體。首先，捐贈主體自身屬性。就個人而言，收入、年齡、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因素對其捐贈選擇的影響較大；就企業而言，行業屬性、行業競爭程度、企業規模等因素也會影響企業對捐贈的偏好。其次，捐贈主體的相互影響。一人的捐贈行為會通過替代效應、示範效應和不對稱效應影響到他人的選擇。（3）捐贈方式。捐贈的底線水平、捐贈機制的類型、獎勵水平和是否有還款保證也會影響捐贈。（4）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是間接捐贈的載體，其公信力的高低、運作與管理的好壞直接關係到個人或企業對其捐贈的積極性。（5）政府政策。政府政策貫穿捐贈行為形成、實施與繼續的全過程，並對捐贈的內在動機、捐贈主體、捐贈方式等因素產生影響。
　　稅收是影響社會捐贈的外在因素之一，它可通過影響社會捐贈的內在動機和其他外在影響因素而對社會捐贈產生激勵作用。就個人捐贈而言，個人所得稅可通過收入效應和價格效應作用於個人的收入和捐贈價格，從而影響捐贈主體的偏好和內在動機，有效促進現金捐贈的增加，也可以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影響捐贈主體的直接收益來影響時間或服務捐贈。此外，遺產稅也同樣會通過收入效應和價格效應作用於遺產額和遺產的稅收價格，影響捐贈主體的偏好和動機。就企業捐贈而言，稅收會通過影響公司利潤和公司管理者的偏好來影響公司捐贈，根據利潤最大化模型的分析，稅收激勵對公司捐贈只具有短期效應，而根據效用最大化模型的分析，稅收激勵對公司捐贈具有長期效應。
　　在對社會捐贈的影響因素以及稅收激勵社會捐贈的作用機制進行理論分析後，《社會捐贈及其稅收激勵研究》選取了代表三種不同捐贈模式的國家——美國、日本和荷蘭，對其社會捐贈稅收激勵進行了回顧與評價。通過對這三個國家的社會捐贈稅收激勵的總結，可以看出這些國家的稅收激勵獲得了顯著的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政策的成功主要源於以下方面的基礎：（1）內在動機的驅使；（2）具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國民收入；（3）具有較為完善的社會捐贈政策體系和先進的徵管手段；（4）具有較為完善的非政府組織體系。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社會捐贈起步較晚，自20世紀90年代才得以發展。經過十多年的實踐，中國的社會捐贈在規模、形式、結構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改善，但仍存在捐贈規模小、捐贈形式少、公眾參與率低等多種問題。除受經濟狀況、非政府組織等因素的影響外，稅收激勵的影響也不容小覷。但就個人捐贈而言，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其政策效應並不明顯。就企業捐贈而言，按照2006年對山東省256家企業進行問卷調查的相關數據進行的計量分析結果，企業捐贈額與稅收價格成反比，即隨著稅收價格的降低，或者企業捐贈可扣除比例的提高，企業捐贈額也會隨之增加，企業所得稅的價格效應較為顯著，說明中國的稅收激勵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有待進一步改善和強化。在此基礎上，《社會捐贈及其稅收激勵研究》設計與構建了社會捐贈稅收激勵體系的總體設想。一是完善社會捐贈稅收激勵體系；二是完善社會捐贈稅收徵管體系；三是強化與推廣社會捐贈稅收激勵宣傳教育；四是完善其他配套措施，包括推進捐贈立法進程，強化對捐贈事業的宣傳和加強對非政府組織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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