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世明帖精賞（套裝共10冊）

　　《集字聖教序》：
　　唐代玄奘取經歸來，便始翻譯經文。唐太宗新自作序，太子李治馬其作記。後來，長安弘福寺僧人懷仁從唐內府所藏王羲之行書遺墨中集字，將太宗序、太子記以及太宗答、太子箋答、玄奘所譯心經等五種集出。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六七二年）由褚葛神力勒石，朱靜藏鎊刻。此碑計三十行字，行八十餘字，碑高三米多，寬一點四米多，碑首刻有七佛像，因而此碑又名『七佛聖教序』。現此碑存於西安碑林。雖為集字成篇，但佈局工巧自然，韻調一致，與一氣寫就幾無二致，可以說是集字成碑的傑作。因懷仁當年集字的不少王帖早已亡佚，其中許多單字僅借此碑得以流傳，所以此碑是我們今天學習和研究王羲之書法的重要資料。明，王世貞：聖教序書法為百代楷模。極備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龍象，蘭亭之羽翼也。清‧蔣衡：沙門懷仁乃右軍裔孫，得其家法，故《集字聖教序》一氣揮灑，神采奕奕，與《蘭亭序》並驅，為千古字學之祖。
　　
　　《九成官醴泉銘》：
　　《九成官醴泉銘》，由唐代魏徵撰文，歐陽詢正書。此碑於唐貞觀六年（公元六三二年）立於麟游（今屬陝西）。全碑共二十四行，每行四十九字，記述唐太宗在九成宮避暑時發現醴泉之事。《九成宮醴泉銘碑》用筆方整，且能於方整中見險絕，字劃的安排緊湊、勻稱，問架開闊穩健。其字形偏修長，行筆於險勁之中尋求穩定，尤其在劃末重收，筆至劃尾便穩穩提起。整體碑文高華渾朴，法度森嚴，一點一劃都成為後世模範，是歐陽詢晚年代表之作，被視為『楷書法的極則』。
　　
　　《蘭亭序》：
　　《蘭亭序》，又名《蘭亭集序》《蘭亭宴集序》《臨河序》《禊序》。行書，東晉王羲之所書。是王羲之最著名的行書代表作，書於永和九年。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與顏真卿《祭侄季明文稿》、蘇軾《寒食帖》並稱三大行書法帖。真跡隨李世民殉葬，流傳下來的以唐馮承素所摹神龍本為最佳。在結體上，多以峻拔取勢，點畫穿插巧妙，映帶呼應明顯。諸多重複的字隨勢賦形，各不雷同，用筆變化莫測，千姿百態，又不失法度。
　　
　　《石鼓文》：
　　石鼓文，是我國最早的石刻文字，因石墩形似鼓，故稱為『石鼓文』。亦稱獵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稱『石刻之祖』。《石鼓》於唐代初出土於天興三疇原（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翔三疇原），石鼓文刻於十座花崗岩石上，石鼓共十隻，高二尺，直徑一尺多，以籀文分刻十首為一組的四言詩。目前其字已多有磨滅，其第九鼓已無一存字。其書傳為史籀手筆，體態堂皇大度，圓活奔放，氣質雄渾，剛柔相濟，古茂道朴而有逸氣。橫平豎直，嚴謹而工整，善用中鋒，筆劃粗細基本一致，有的結體對稱平正，有的字則參差錯落，近於小篆而又沒有小篆的拘謹。在章法佈局上，雖字字獨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間的偃仰向背關係、其筆力之強勁在石刻中極為突出，在古文字書法中，是堪稱別具奇彩和獨具風神的。其書體為大篆向小篆過渡時期的文字，學《石鼓文》法中，是堪稱別具奇彩和獨具風神的。其書體為大篆向小篆過渡時期的文字，學《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學小篆，百無一失。後世學篆者皆奉為正宗，無不臨習，被歷代書家視為習篆書的重要範本，故有『書家第一法則』之稱譽。石鼓文對書壇的影響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書家楊沂孫、昊昌碩就是主要得力於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風格的。
　　
　　《張猛龍碑》：
　　《張猛龍碑》書體為魏碑楷書，此碑於北魏正光三年（公元五二二年）立，無書寫者姓名，碑陽二十四行，行四十六字，現在山東曲阜孔廟中。古人評價其書『正法虯已開歐虞之門戶』，向被世人譽為『魏碑第一』。碑文書法用筆方圓並用，結字長方，筆畫雖屬橫平豎直，但不乏變化，自然合度，妍麗多姿。線條變化多端似無規律可尋，書寫『從心所欲』，但絕『不踰矩『。歷代名家對此碑可謂推崇備至，實在是魏代碑刻之中難得的佳作。

《張猛龍》
《石鼓文》
《蘭亭序》
《九成官醴泉銘》
《集字聖教序》
《禮器碑》
《魏晉唐小楷集》
《西狹頌》
《書譜》
《顏勤禮碑》